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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網貸平臺非法集資犯罪的刑法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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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 2018年03月21日 來源:

  林越堅 葉英波 吳為

  互聯網金融快速崛起的同時,非法集資活動從線下向線上轉移的趨勢明顯,一大表現就是P2P網貸的問題平臺增多,涉足非法集資的風險事件頻發。銀監會發布的數據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5年11月末,全國正在運營的網貸機構共2612家,撮合達成融資余額4000多億元,問題平臺的數量1000多家,約占全行業機構總數的30%。[王麗娜:《非法集資新困局》,《財經》2016年第1期。]加上近期相繼爆出的e租寶、大大集團等大規模網貸非法集資案件,P2P網貸的非法集資及其法律應對問題正在日益受到關注。盡管2015年8月《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已確立相關的常態監管體制,銀監會就網絡借貸信息中介的監管實施細則亦已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指2015年12月28日在國務院法制辦官網公布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但鑒于網絡借貸非法集資化的社會影響面以及當前我國法律對于非法集資犯罪的低門檻[朱大旗張牧君:《論民間金融活動的法律規制》,《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必須高度重視刑法規制及其刑法手段的正確運用。

  一、P2P網貸平臺的基本模式及異化趨勢

  (一)P2P網貸平臺的現狀分析

  P2P網絡貸款在我國最早始于2007年的“拍拍貸”,至今已走過八載的發展歷程。近三年來,全國P2P網貸平臺數量更是呈現出了幾何級數式的爆炸增長,從原先的寥寥50家驟升至2000余家。具體到溫州地區而言,作為民營經濟發展的高地,有限的熟人之間的信用和契約關系、僵化的金融機構借貸體系與實體經濟的發展需求矛盾日顯,P2P網貸平臺作為一種技術解決方案在溫州有著肥沃的生長土壤和廣闊的生長空間。根據溫州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的名單,截止2014年12月份,溫州地區的P2P網貸公司數量達到61家,約占全國總數的4%,資金規模也接近221.7億元。伴隨著P2P網貸平臺這種新型金融業態的出現,系統性風險也隨之凸顯。以溫州地區為例,P2P網貸平臺中存在著一部分原先從事民間借貸業務、順應潮流轉型而來的公司,其本身具有因管理不善背負債務而借機彌補虧損的不良動因,這為新一輪的民間借貸危機埋下隱患。據統計,僅2014年一年溫州市公安局就相繼查處7家涉嫌非法吸存的P2P網貸平臺[指德賽財富、弘昌創投、亞盛投資、融益財富、如通金融、萬通財富、富城貸。],涉案金額達一億余元。可見,以P2P網貸平臺為代表的P2P金融在國內發展雖然初具雛形,互聯網金融頂層設計的文件業已出臺,但此間的法律風險由于政策落地的滯后性尚無法完全避免,往往帶來侵蝕金融信譽的后果,與普惠金融的初衷背道而馳。

  (二)P2P網貸平臺的基本模式及異化

  P2P網貸平臺的基本模式是非金融機構利用互聯網或移動平臺為民間借貸雙方提供借貸信息中介服務,包括信息發布、交易撮合,以及為實現交易撮合而提供的風險評估、信用評價、投資咨詢、交易管理及資金流轉等服務。但P2P網貸行業自進入中國市場之初就未沿著國外的基準路徑展開,而是迅速異化為多種不同性質的模式,形成中國式的P2P網貸平臺。

  1、資金池模式。這一模式是百無禁忌的互聯網企業在P2P網貸平臺創新道路上鋌而走險的一種極端異化的模式。該模式是先將投資人的錢直接轉入平臺的賬戶或者平臺人員的私人賬戶再行分配,通過構建資金池使自身實際上成為沒有牌照的銀行等金融機構,這樣也就意味著平臺實質上是在從事信用業務,直接將融入資金納入自身的資產負債表,可以擅自將投資人的資金移作他用而不受監管。而且一旦踏上資金池的道路就必須追求規模持續增長,同時,隨時提現的便利性會逼著所有同行業加入靠資金池運轉的行列。一旦經營風險的金融行業需要靠持續規模增長來確保低風險,投資人的資金安全得不到長遠保障,極易誘發平臺跑路的風險。

  2、平臺擔保模式。平臺擔保模式指的是平臺本身不參與借款交易,但為投資人提供本金擔保。由于網貸平臺本身主要以服務小微企業為主,借款額度一般較大,通過平臺的自我擔保,可以進一步保證投資人的資金安全,提高交易效率。但其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在現有包括全球的金融監管體系中對這類機構都是按照最嚴格的方式進行監管的情形下,這種自擔保是把相應的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進行自我承擔,帶來的最大問題是投資項目認知的風險和收益的扭曲。一方面,這種風險的自我承擔對平臺自身實力的要求較高,即必須具備雄厚的資金保證。一方面,僅適用于客戶違約率較低的情形,否則一旦出現大規模違約,則容易導致平臺倒閉甚至跑路的情形。

  3、債權轉讓模式。債權轉讓模式是指借貸雙方不直接簽訂債權債務合同,而是通過第三方個人先行放款給資金需求者,再由第三方個人將債權轉讓給投資者。P2P網貸平臺則通過對第三方個人債權進行金額拆分和期限錯配,將其打包成類似于理財產品的債權包,供出借人選擇。由此,借、貸雙方經由第三方個人產生借貸關系的模式使原本“一對一”、“一對多”的P2P借貸關系變為“多對多”的債權關系。這種模式實質就是利用債權拆分和轉讓進行了資產證券化,進而實現流通。其本身的弊端也十分突出。第一,對借款人的信息披露不夠透明充分,風險較大;第二,很容易出現期限錯配和流動性錯配的問題,后果嚴重;第三,資金是否會流進平臺出資人難以掌握,資金去向不明極易導致資金陷入失聯的危險境地。

  二、P2P網貸平臺非法集資犯罪的特點

  鑒于國內P2P網貸平臺的異化趨勢不可逆轉。2011年9月,中國證監會發布《關于人人貸有關風險提示的通知》昭示了監管部門對P2P行業異化趨勢下法律風險的擔憂,目前P2P網貸平臺涉及的可能法律風險主要集中于泄露用戶信息、成為洗錢工具及非法集資等方面,其中尤以網貸平臺的非法集資化最為突出,也是當前刑法控制的重點所在。P2P網貸平臺滋生的非法集資犯罪與傳統的非法集資犯罪相比,其在犯罪形態、輻射范圍、發案導向方面均有諸多新特點。

  (一)集資形式

  1、資金線上往來,去當面化交易。區別于傳統的非法集資犯罪,P2P網貸平臺向社會公眾集資主要采取的是非現金交易,依托于互聯網技術,操作便捷。非法集資的宣傳活動及客戶注冊均在平臺網站上進行,其資金往來也主要依靠電子轉賬和網上支付。利息收益也不直接轉到投資者的銀行賬戶中,只是在其注冊的會員賬號內顯示收益金額,投資者需要在網站申請提取現金。這種去當面化的集資形式,使得集資效率和集資范圍顯著增強,但使得雙方的信息交流機會減少,信息交流范圍趨于狹小,投資人難以對平臺獲得最直觀的了解。

  2、高收益,低門檻,期限靈活。P2P網貸平臺只需前期支出一定費用搭建網絡借貸平臺,后期聘請1-2名網絡技術維護人員和少量業務推廣員,即可開門迎客、開展業務,成本可謂低廉。較低的運營成本意味著較大的利潤空間。為了和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的理財項目競爭,P2P網貸平臺依靠自身的成本優勢往往會將產品包裝成更高收益的理財產品。據融360重點監測的325家網貸平臺數據顯示,2014年P2P網貸平臺全年平均年化收益率為17.4%,部分平臺的收益更高達20%以上[數據來源于融360網,http://www.rong360.com/gl/2015/01/23/63999.html]。而傳統非法集資犯罪許諾的月息通常在一分左右浮動,稍低于此。從人的趨利本性來看,在同等風險的情況下投資人通常會趨于選擇收益更高的投資產品。故相較于傳統的非法集資犯罪,網貸平臺的非法集資化具有更強的投資驅動性。而且與傳統非法集資案件中動輒幾萬元甚至數十萬元的投資起步價相比,P2P網貸平臺“廣撒網”的小額投資對儲蓄有限的中小客戶具有更強的投資吸引力。

  (二)投資人的特征與范圍

  1、年齡結構:P2P網貸平臺搭建于虛擬網絡之上,宣傳輻射虛擬網絡世界,與現實社會的相對隔離性意味著其吸引的客戶群體不是全民向的,而是活躍的互聯網族群。該群體具有受教育程度高、消費能力高、年齡層次低的特點。上述特點也正是P2P網貸平臺主要針對的目標客戶群體所具有的。新出爐的《中國P2P借貸服務行業白皮書(2015)》顯示,在P2P理財用戶中,80、90后的人群已占比過半,達到53%,可見其用戶群體的年輕化。且P2P網貸平臺具有投資門檻低、期限靈活等特點,也更適應該年齡層尤其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投資需求。而傳統非法集資犯罪的關注人群則與P2P網貸平臺有著較為鮮明的界限,主要集中在有閑錢、警惕性較低的中老年人群體。

  2、區域范圍:輻射面廣是P2P網貸平臺非法集資犯罪的另一大特點。P2P網貸平臺依托網絡進行宣傳,網絡宣傳的特點概括而言即全方位、全天候、多維度。其運用文字、圖像和聲音的有機組合,傳遞多感官信息,使宣傳受眾更直觀地對產品信息進行了解,增強了宣傳的實效性。另外,網絡宣傳制作成本低、速度快,無邊界性也使得吸收資金的信息能夠迅速大范圍傳播,集資對象和影響范圍明顯擴大。而傳統非法集資主要以發傳單、打電話、推介會甚至口對口的形式進行宣傳,傳播速度緩慢,宣傳效果有限,影響局限在某一特定區域。故相較而言,P2P網貸平臺具有先天的宣傳優勢和受眾優勢,不受時間之限,不受地域之困,吸收的資金規模數倍于傳統非法集資案件,涉案的被害人人數也遠高于傳統非法集資案件。

  (三)處置上的結果導向

  近些年最高法相繼出臺的諸多司法解釋使得傳統非法集資案件業已有相對明確的審查標準,但在個案審理時仍存在著差別和爭議。而作為一種新的金融業態,“中國本土化”的P2P網貸平臺呈現了非標準化的發展態勢,實踐也默認了這些異化模式的發展,故由此引發的非法集資案件在認定標準上模糊化和表象化的傾向更甚。上述傾向投射到司法處理層面,出現了以結果為導向的實用主義傾向,即司法保護往往以P2P網貸平臺運營的成敗為標準,而不是以非法集資犯罪的核心法律特征為標準。一般而言,對于成功的平臺運營者,只要其沒有產生不能償還借款的后果、未影響社會穩定,司法居于中立;而對于失敗者,因其造成了群體性借貸糾紛,刑法就予以懲處。這是典型的“成者英雄敗者寇”理念,有違刑法平等保護之宗旨。盡管結果導向的做法能行一時之效,但長遠來看這種司法失范反而會加劇民間金融領域的投機和道德風險。[林越堅:《非法集資與民間借貸的刑民界分》,《財經科學》2013年第1期。]

  三、P2P網貸平臺非法集資犯罪的刑事司法困境

  (一)管轄權歸屬難確定

  P2P網貸平臺非法集資犯罪本質上是一種網絡犯罪。網絡空間的全球化、虛擬化、非中心化等特點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傳統司法管轄的基礎,使司法機關對網絡犯罪的管轄面臨嚴峻挑戰。傳統的刑事司法管轄建立在現實的物理空間之上,故以屬地管轄權為基礎,確認管轄有賴于犯罪行為地和結果地的確定。在網絡犯罪中,由于涉案人員通常人數眾多且散布多地,犯罪地往往突破地域甚至主權的限制,機械運用傳統的管轄原則無法適應偵辦案件的需求,易出現各地相互推諉或爭辦案件的現象。目前實踐中網絡犯罪的管轄權存在多種考量因素,主要有以網絡行為的最終目的地、網絡犯罪行為實施地、網絡犯罪行為結果地等作為合理依據,但具體以何種作為確定依據卻又因案而異。

  (二)證據審查有難度

  1、搜集不全面,取證成本高。首先,公安跨地區取證難度高。P2P網貸平臺非法集資犯罪輻射范圍較廣,被害人遍布全國各地,一一取證,面對面取證相較于傳統非法集資犯罪更為困難。跨地區取證涉及到各地區公安機關的配合問題。按照《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的精神,對異地公安機關提出協助調查、執行強制措施等協作請求,只要法律手續完備,協作地公安機關就應當及時無條件予以配合。但目前上述規定大多用于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工作,對被害人的取證還是主要依賴本地公安機關的異地取證。具體到P2P網貸平臺非法集資犯罪這樣多被害人的情形,異地取證的經濟成本大幅增加。其次,被害人主動配合積極性低。很多小額投資者由于跨地域等原因,維權費用比投資金額大,又鑒于犯罪嫌疑人已陷入山窮水盡之境地欠缺還款的期待可能性,出于減少損失的考量,部分被害人也缺乏主動報案的積極性。以“溫州金融港”P2P網貸平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案[“溫州金融港”P2P網貸平臺由犯罪嫌疑人孫秀森等人于2014年5月設立,通過互聯網、QQ群吸引全國各地投資人在“溫州金融港”網絡投資平臺上進行投資,并承諾支付高額利息予以回報。投資款被犯罪嫌疑人孫秀森用于愛投公司、黃山柏金假日有限公司經營及償還債務。截至2014年12月15日,“溫州金融港”網絡投資平臺注冊會員達1300余人。平臺共吸收資金達人民幣38423659. 86元,共計863萬余元無法償還。]為例,平臺顯示的涉案被害人高達600人之多,但實際報案的被害人為233人,僅有三分之一。故實踐過程中,咎于上述因素偵查人員往往難以窮盡所有涉案的被害人,只能采取個別取證的方法,選取本區域內的被害人或者主動報案的被害人進行走訪取證。

  2、電子數據雜,證據難辨識。P2P網貸平臺借助互聯網強大的觸角,讓互不相識的人像買賣商品一樣完成出借款項的過程,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遠隔千山萬水素未謀面,無法遵循通常的交易規則,所有交易的完成諸如簽訂合同等都在互聯網上進行。這種線上的交易模式一般僅保留電子數據作為憑證,電子數據有“易修改、易損毀、不易固化”的特征,故在證據保存上要求更高。案發后為逃避追訴,電子數據易遭到毀損或者人為篡改,如何搜集并保證其完整性、原始性、真實性是P2P非法集資案件辦理的一大難點。而且即使未遭篡改,貌似“客觀”的電子數據也存在著作偽的可能。如P2P網貸平臺為了賬面“漂亮”而大量雇傭“水軍”、使用“馬甲”偽造“幽靈”數據以致虛高。以“德賽財富”平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德賽財富”網絡投資平臺由犯罪嫌疑人徐芳注冊溫州市乾偉特電子商務公司于2013年8月左右創建,在互聯網上向社會公眾推廣其P2P信貸投資模式,以提供資金中介服務為名,承諾年化收益24%以上的高額回報。截止2014年4月份,“德賽財富”網絡投資平臺共吸收119名投資者投資2900余元,犯罪嫌疑人徐芳將該些款項部分用于“德賽財富”網絡投資平臺的創建和日常運營,部分用于溫州廚工釀造有限公司的經營,造成1400多萬的款項無法償還。]為例,其平臺數據存在大量馬甲以及后臺刷數據產生的金額,故顯示金額遠遠超過實際金額,此類數據的甄別、篩選為案件審查帶來挑戰。

  3、言詞證據弱,金額難認定。在傳統非法集資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被害人的陳述是認定犯罪金額的主要基礎,必要時公安機關還可以通過安排雙方當事人對賬的方式來核實集資金額。基于上文分析可知P2P網貸平臺的非法集資犯罪具有涉案數額大、被害人眾多、金額細碎化的特點,犯罪嫌疑人一方無法詳盡記憶并供述涉案的每筆款項,故往往會出現與被害人各執一詞或者無被害人陳述印證的局面,言詞證據在整個證明體系中的證明力被削弱。相較于傳統的非法集資案件,網貸平臺案件通常缺乏書證(如借條、單筆轉賬的紙質銀行憑證等)這種最明確直觀最利于發現事實的證據,從而給其他關聯證據的發現、固定和印證帶來障礙。

  (三)定罪量刑有爭議

  1、犯罪主體問題。P2P網貸平臺的日常經營一般由平臺運營者、財務人員及技術人員負責,對P2P網貸平臺非法集資犯罪主體的審查難點主要集中于如何劃分上述平臺內部人員的責任問題。在實踐層面,各地公安機關對此均有不同認識,在“溫州金融港”一案中,溫州市公安局龍灣區分局將公司負責人、平臺運營者、財務人員及后臺技術人員均列為犯罪嫌疑人予以立案,而偵辦“德賽財富”一案的瑞安市公安局則僅僅抓獲了公司負責人和平臺運營者。實踐中的這種分歧容易導致定罪標準不一、量刑差異較大,進而影響社會公眾對司法統一尺度的觀感。

  2、共同犯罪問題。為平臺提供資金托管的第三方支付機構是否應承擔相應責任。作為P2P網貸平臺在其官網上進行增信的標配手段之一,不少P2P網貸平臺都聲稱其客戶資金已經委托了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行托管,有些還會給出第三方平臺托管業務的介紹和網站鏈接。事實上目前的大多數第三方支付機構普遍不具有托管業務資質,有些支付機構僅僅只是提供資金支付接口,并未對資金劃轉進行監督,徒有托管之名,不行托管之責,違背了誠實信用的商業原則。誠然存在著上述種種問題,但第三方支付機構在P2P網貸平臺屢屢觸及法律底線的同時幾乎都沒有被追究法律責任的先例,在平臺與投資者的博弈中全身而退,這無疑侵害了投資者的切身利益。

  四、P2P網貸平臺非法集資案件的刑法規制

  (一)管轄確定采網絡犯罪行為實施地

  所謂網絡犯罪行為實施地,是指實施網絡犯罪行為的計算機終端所在地或行為人有目的地利用的ICP服務器所在地。ICP服務器是犯罪行為在網絡空間得以完成的終點,也是犯罪結果在網絡上被感知的起點,可見實施和發現網絡犯罪行為的計算機終端和ICP服務器與網絡犯罪行為存在實質性的關聯。[袁昱:《網絡犯罪管轄權確立的思考》[DB/OL].[2015-12-11].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12/id/1766372.shtml]根據工信部的有關規定,經營性網站必須取得ICP許可證方可運營,故ICP服務器所在地具有唯一性和確定性。因此把P2P網貸平臺非法集資犯罪的計算機終端所在地或者有目的利用的ICP服務器所在地認定為犯罪行為地,既符合網絡行為的技術特征,又能最大限度的尋找到行為的源發地,便于偵查和打擊犯罪行為。而另外兩個合理依據——網絡犯罪行為目的地以及網絡犯罪行為結果地,對于P2P網貸平臺非法集資犯罪而言,前者沒有明確區域,后者具有多個區域,都不能鎖定唯一管轄地。

  (二)建立“電子數據+銀行明細”的審查模式

  P2P網貸平臺非法集資犯罪案件的審查應逐步建立“電子數據+銀行明細審查”模式。這實際上是“客觀性證據審查模式”在金融犯罪領域的一種強化和發展。該模式是對傳統非法集資案件主要依賴言詞證據+傳統書證的一種突破,既減少了公安機關異地取證的舟車勞頓和經濟成本,又避免了因犯罪嫌疑人記憶不清或者語焉不詳而陷入的犯罪金額認定困局,同時提高了對資金來源及去向的偵查效率。這其中又以對電子數據的審查最為重要。需要注意的是,實踐中P2P網貸平臺普遍存在著用馬甲惡意刷數據的情形,故辨別電子數據的真實性成為核定犯罪數額甚至定案的關鍵所在。一般認為,電子數據真實性判斷的普遍標準是,在整個電子數據證據形式當中,系統數據的真實性高于孤立數據。其中,在孤立數據中,不可讀數據的真實性高于只讀數據,只讀數據又高于可編輯數據;在系統數據中,多維數據的真實性高于二維數據,聯網數據往往又高于單機數據。[何文燕、張慶霖:《電子數據類型化及其真實性判斷》,《湘潭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第31-37頁。]故個案經辦人應根據上述原則并結合公安機關出具的電子物證鑒定書進行綜合分析,排除不真實數據、被篡改數據。

  (三)嚴格共同犯罪認定標準

  1、嚴肅追究第三方機構的責任。第三方支付平臺為P2P網貸平臺違規提供托管服務,尤其存在虛假宣傳的情況下導致投資人受損的,視其具體違規情節,應當被追究民事責任甚至刑事責任。就民事責任而言,由于P2P業務中,投資人不與第三方支付公司直接發生合同關系,因此,只能從侵權的角度來尋求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責任。在當下并無法律界定的情況下,由法院來通過個案判決的方式來尋求對第三方平臺進行歸責。就刑事責任而言,若第三方平臺明知P2P網貸平臺存在違法挪用或卷款跑路的情形,仍協助或者放任P2P從事犯罪行為,則第三方平臺可以構成共同犯罪,從而被認定為非法集資犯罪的共犯而承擔刑事責任。

  2、嚴格區分平臺內部人員的責任。一般而言,平臺負責人深諳平臺的操作流程、款項來源及去向,明知不可為而執意將平臺變成其自身經營的資金池,當然成為P2P網貸平臺非法集資犯罪的犯罪主體。而平臺運營者如果明知平臺已異化成為非法集資的工具,仍利用職權,安排馬甲非法吸收或者詐騙投資人款項,則構成共同犯罪。至于財務人員和技術人員等一般崗位,通常認為掌握平臺資金的動向是財務人員的工作職責,從溫州地區爆發的幾起案件來看,財務人員對于平臺資金流入負責人私人賬戶也是明知的,故財務人員也應當為此承擔責任。技術人員主要負責平臺的日常運行和維護,并不直接接觸核心業務,認定其構成共同犯罪并不妥當。

  五、金融檢察與金融監管的銜接與協同機制

  事實上,刑事司法路徑是整治P2P網貸平臺亂象的最后一道防線,行政監管才是規范P2P網貸平臺發展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兩者是共同推動這項金融創新前行的車輪。在保障金融創新改革的目標下,秉持刑法謙抑性原則,加強行政監管和刑法規制的銜接,探索搭建“雙法平臺”的渠道和途徑,將有利于金融改革創新更加有序、科學發展。

  (一)建立金融檢察和金融監管溝通協同機制

  為推動金融違法犯罪領域的執法協作,檢察機關與金融監管部門應各自設立相對固定的聯絡人員,建立專門的對口聯絡機制。通過每年召開聯席會議的方式,統一金融違法犯罪領域的防控思路,互相通報P2P網貸平臺案件的有關工作情況,對需協作處理的重大事項進行溝通,對相關金融方面法律的適用進行探討,達成統一共識,建立一套從行政到司法無縫銜接的P2P網貸平臺違法犯罪案件協作新模式,彌合刑法與行政法的斷層,真正實現金融違法犯罪控制的平滑過渡。

  (二)建立金融違法犯罪的兩法銜接信息平臺

  目前,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在聯合構建金融刑事司法體制的過程中已經初步建立了公檢法三機關的案件銜接信息共享平臺,當前,有必要將信息平臺擴大到金融監管部門。[賀英:《中國(上海)自貿區金融檢察與金融監管的銜接與協調》,《長三角法學論壇——中國自貿區建設的法治保障研究》2014年刊。]國務院和最高檢業已分別出臺了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相應規范,為此提供了法律依據。故檢察機關可以嘗試與各級金融監管部門建立資源共享、危害共防的兩法銜接信息平臺,分享P2P網貸平臺運營的數據信息,掌握發展的前沿動態,做好風險防范和預警,從制度上將P2P網貸平臺犯罪的防線提前到金融監管工作中去,形成良性互動。

  (三)建立金融違法犯罪的執法協作機制

  檢察機關與金融監管機構應當進一步建立疑難復雜金融案件執法辦案協作機制。一方面,檢察機關可以將P2P網貸平臺案件辦理過程中發現的新特點、新手法及金融監管部門的疏漏之處進行匯總以檢察建議等形式告知金融監管部門。另一方面,金融監管部門在日常工作中也應當及時反饋P2P行業內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活動手法及規律。同時,金融監管部門及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等金融服務部門應通過多種檢查方式督促P2P網貸平臺遵守相關法律法規,依法受理舉報投訴。對存在違法行為的平臺,在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基礎上,在規定期限內將案件移送同級公安機關,并抄送檢察機關備案。

  六、結語

  國務院近日出臺了《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首次從國家層面確立普惠金融的實施戰略,突出強調了互聯網促進普惠金融發展的有益作用。而P2P網貸平臺正是《規劃》中提及的各類新型機構的代表。本文旨在解決P2P網貸平臺非法集資規制中的一些關鍵問題,保障刑法手段的正確運用,以促進P2P平臺規范健康發展,并倡導建立金融監管與刑事司法雙管齊下、雙軌并行的協同機制,這對“提高普惠金融服務水平、降低市場風險和道德風險”[中國政府網: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EB/OL].[2016-2-2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1/15/content_10602.htm]意義深遠。我們堅信,隨著監管的健全和規制邊界的明晰,P2P網貸平臺將更加凸顯普惠金融的核心理念,從而使普羅大眾得以安享價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務。(作者單位:溫州市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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